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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让生活重新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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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 |03 连载 第二次诞生(下)

发布时间 2020-05-18 17:04  作者   点击量



第二天夜里,伦敦《泰晤士报》的轮转印刷机正在赶印另外一篇关于“科学的革命”的故事,以便详细解释这次历史性日食观测的结果,而柏林人第二天夜里将要面对的却是一次月偏食。尽管由于天气不好,几乎没有希望观赏到这一自然奇景,但《柏林晨邮报》仍然向它的读者提供了有关即将发生的这次月食的精确数据:“柏林地区,下午3时58分月出,满月;午夜之前两分钟左右,位于南边的月亮隐入地球的阴影之中。”


若干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们就已经能够准确地预报日食和月食这种从古至今一直让人着迷的天象。至迟自古希腊时期开始,观星者就在以不断提高的精度研究天体力学的时钟结构,一开始用肉眼,从伽利略(Galilei)时代起使用越来越精密的望远镜。20世纪初,天文表格和星图已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精确度。谁要是懂得力学定律,就像250年前牛顿发现它们那样,几乎可以任意精确地描述天空中所发生的事情。至于小数点后面的微小偏差——对于谨小慎微的专家其实也是极其微小的——充其量也就是对所描述景象的完美性稍有损害罢了。


而现在,这个世界却不得不从其在伦敦的政治中心重新开始学习:一个住在柏林,叫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非常不出名的人,用一种全新的、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但其预测却更为精确的宇宙模型,推翻了前人所创造的、堪称人类伟大成就的、美妙无比的天体公式。这个新宇宙模型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广义相对论。


一个对星体和行星的运动并不比任何一个一般水平的业余天文学家更了解的人,创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公式体系,对宇宙的描述比此前的任何一个体系更加完美。为此,他甚至不需要通过望远镜的目镜进行观察,而只是进行思考和计算。尽管旧体系和新体系得出的结果相互之间只有小数点之后的细微差别,但在它们的内部结构方面,却绝“稍有不同”,而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如果说,牛顿是以在他的方程式中虽然作了描述、但却无法解释的神秘远距离作用为出发点,爱因斯坦则提供了一种既可以用于计算、同时又可以解释宇宙事件的模型。



来自被打败的敌对国家的这种新思想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一下子就感染了大不列颠和美国那些幸福的,估计也是无忧无虑的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而爱因斯坦的同胞,对其成就之伟大,却依然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相反,一个叫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人写了一本书,以严正的态度希望恢复哥白尼之前的宇宙观和地球中心说;11月8日的《今日报》欢欣鼓舞地对此作了报道,而对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学说及其引起轰动的证实公布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它的痴狂却不置一词。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对这一巨大成就表示关注,他就是《无线通讯公司》刚刚介绍过的、今天移动电话的先驱。“人们对此必须作好准备,”《柏林画报》写道,一如既往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久的将来,电话会像手表、笔记本、袖珍书和钱包一样,成为一种随身携带的物品。”


11月15日,一则来自科学界的消息终于唤醒了德国人的自豪感:柏林人马科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被授予1918年度的诺贝尔奖。其中一个是物理学奖,另一个是化学奖;而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则被授予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三个男人,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都将扮演重要角色。而他自己,对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的等待却必须一直持续到1922年年末。届时,他作为获奖候选人总共已经得到过10次提名。


其他方面,这个国家在崩溃瓦解与重新开始之间踟躇不前。相对平静的国内政治阵线正在准备迎接某一时刻的来临,一次计划中的总罢工刚刚取消,失败成为报纸大字标题和市民们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



德国总统艾伯特(Ebert)领导下的年轻共和国正在同作为战胜国的列强谈判和平条件和战争赔款。再过11天,陆军元帅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将向魏玛共和国提交他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其中之一就是“背后一箭”说,而这种说法正是导致共和国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同一天,亦即11月18日,《福斯报》作为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基本客观的、有关爱因斯坦实现突破的报道,主要引用《泰晤士报》的消息。而其他报纸随后发表的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态度都相当冷淡。与此相反,英国人却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整个英国都在谈论您的理论。”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爵士,这次意义重大的日食考察远征队的领导人,在12月1日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这样写道。而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则于11月24日在荷兰说:“所有报纸都登满了《泰晤士报》有关日食和你的理论的令人激动的文章的译文。”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则把这说成是“一群飞着的报纸鸭子的嘎嘎乱叫”。


但是到了12月14日,德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柏林画报》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上的人表情凝重,沉思地注视着什么,黑色的头发梳向脑后,留着浓密的髭须,下巴支在右手半张着的手指上。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世界历史上的一位新巨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公众对这个人几乎毫无认识,那么现在,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好像没有一个人未曾听说过爱因斯坦和他的业绩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代人的描述反映出了那些日子里的激情:“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这个人的名字那样被如此多次的提及。在让整个人类着迷的宇宙这个主题面前,所有的事情都相形见绌……到处都在举办讲习班和由游学讲师授课的流动大学,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三维困境进入四维空间的美好天堂……相对性成了占据统治地位和让人获得拯救的词语,这是长久以来的第一次。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活生生的哥白尼在我们中间漫步,一种崇高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


爱因斯坦的名字突然一下子挂在了所有人的嘴上,当然还有那个值得注意的、名为相对论的东西——它之所以博得人们的好感,主要是因为谁也琢磨不透。“我敢肯定,”他解释说,“群众对我的理论的热情,恰恰来自由于不可理解而产生的神秘。”“由于难以理解而吸引他们,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神秘莫测所拥有的色彩和吸引力。”



直到此刻他仍然相信,这场“相对论引起的喧闹”很快就会平息。“不过,能让我经历这件事情,是命运对我的恩赐。”10月23日,他还对马科斯·普朗克这样坦露心声。1920年初,他给他的瑞士朋友海因里希·臧格尔(Heinrich Zanger)写信说:“自从人们知道光线弯曲以来便掀起了对我的崇拜,以至我也觉得自己像个偶像……但在上帝的帮助下,这些事情总会过去的。”而此时此刻他还不知道的是:面对即将降临的荣誉的威力,不管何方神圣也只会束手无策。


现在,他被涂上了光辉,但是以一种令他恐惧的方式,一个充满梦魇的时代开始了,来不及回复的信件压垮了他。终其一生,诗歌都是爱因斯坦宣泄情绪的出口,所以他用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厌恶之情:

信件每天带来成百上千的事情,

每家杂志都张着贪婪的大嘴——

经受这种折磨的人该怎么办?

他沉默无语并暗自思忖:让我一个人清净清净!


即便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领会他的思想,能够真正享用他为创立一种宇宙新秩序而英勇奋斗多年所获得的正确成果,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想必还是会同那个“老人家”再谈一次话(有时候他这样称呼上帝,而不是指某个人)——尽管尼采(Nietzsche)早已宣称上帝不复存在。


作为一个人,爱因斯坦的光彩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人,他把这归因于他的影响力,最起码不亚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从1919年开始他所经历的事情,尤其是他在环球旅行中所经历的、那种把他当作英雄和神明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崇拜敬奉,并不仅仅是那记划时代锤击的余响——在那记重锤的撞击下,旧的物理学大厦轰然倒塌,在其废墟上爱因斯坦建立了至今适用的宇宙观。



更主要的是,他给那些由于科学而三次受到伤害的人们平添了些许慰藉:哥白尼(Kopernikus)从你们的世界中心夺走了宇宙的王冠,达尔文(Darwin)毁掉了你们对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而弗洛伊德(Freud)又将你们的潜意识解释为“我”的统治者;而现在,这种受本能驱使的、起源于低等生命的、乘坐着它那个小小的星球孤独地穿行在茫茫宇宙间的生物,竟然证明:尽管如此,人,还是如此伟大!仅仅通过思考——他那最宝贵的本领,就能够洞悉宇宙及其深处的奥秘!


将爱因斯坦的形象骤然抬升到天上并促使他的敌人采取行动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文明之成就,他对于人们的影响力也可以归于全然不同的其他原因。首先,他懂得将他作为学者和预言家赢得的威望用于自己的目的,特别是慈善和政治的目的。他的求索,他对和谐的渴望,以及他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威的斗争,并非仅限于科学领域;他把它们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和文明进步的过程。在他那些创造知识的同行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像爱因斯坦那样将自己和一项政治纲领连在一起。


同时,他那特有的、间或酷似卓别林的外表,如同他那些随口而出、让人想起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的笑话一样,极大地增加了他身上的超凡魅力。正如媒体利用他一样,他也渐渐懂得了利用自己的影响,一开始还很不纯熟,但慢慢地越来越应对自如——尽管这种魅力的展示始终带有少许笨拙。他通过无线广播直接向全国发表谈话,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的看法经常会引起轰动。


通过同报刊、电台和电影界娴熟而又自信的交往,他创造了某种今天被称为“品牌”的广告宣传战略。在“爱因斯坦”这个品牌中,漫不经心的教授形象同为和平、人权、裁军和世界政府而斗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化身相互映衬,健忘、对诸如衣着打扮之类的习俗和约束不屑一顾的浪漫气质与时局分析家的敏锐目光交织在一起。



当爱因斯坦在其晚年向世界和未来伸出他的舌头的时候,最终给我们留下了他自己那个标志着从人到隐喻完美转变的形象:这个将伽利略(Galilei)和甘地(Gandhi)的性格特征集于一身的触犯禁忌者,成功实现了艺术家的自由与哲学家之力量的结合,将第欧根尼(Diogenes)和达利(Dali)作为一切时代的教父合为一体。


但这张照片也展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傻瓜:自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给他的星球投下一道阴影以来,他再也无法使他天真的游戏和孩子气的认真取得一致。


1919年11月7日这一天,作为一道分水岭将爱因斯坦的一生划分成两段。这年年初,他同拖了他好几年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Mileva)离婚,这标志着他正式告别了颠沛狂野的过去,并最终结束了他青年时代所梦想的“吉普赛人的生活”。几周之后,他和他的表姐爱尔莎喜结连理,豪放不羁的波希米亚人重又回归到他童年时代的世俗生活中。


1919年末,对他的前半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人,他的母亲保莉妮(Pauline),搬到了位于哈伯兰特大街的儿子家中。身患癌症、已走到生命尽头的母亲希望能在家人环绕下闭上眼睛。她有幸亲眼看到了儿子的成功。“属于母亲的骄傲原本就是妈妈最好的食粮”。现在,他的“阿尔伯特儿”,终于开始长大成人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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